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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參考的維度包括：人口規模（約5億 vs 超過80億）、能量基礎（人力畜力 vs 化石燃料／電力／核能）、城市規模與交通通訊速度（小城與緩慢傳遞 vs 特大城市與全球即時通訊）、生產與科技水準、資訊傳遞速度等。
差距是力量與能力的躍遷，不自動等於幸福、正義或生態可持續。判斷幸福需要考慮分配、健康、社會關係、環境品質等具體指標和證據。可能反例：工業化帶來的污染、不平等加劇、心理壓力等。
把1500年前後當作一面鏡子，能更清楚地看見今日文明的「差距」並非一條平滑的斜坡，而是一次力量上的非線性躍遷。當時全球人口約5億，今天已超過80億；能量基礎從人力、畜力和簡單機械，轉向化石燃料、電力與核能；城市從地方小城變為特大城市，資訊傳遞從以日、週、月計變為全球即時通訊與航空旅行。
下表用幾個維度並置兩個時代，幫助建立宏觀對比：
| 維度 | 1500年前後 | 今日 |
|---|---|---|
| 人口 | 約5億 | 超過80億 |
| 能量基礎 | 人力、畜力、簡單機械 | 化石燃料、電力、核能 |
| 生產與科技 | 受有機經濟限制，易被歉收、瘟疫、戰爭打斷 | 科學革命後知識生產轉向觀察、數學化與獲取能力 |
| 城市與時空 | 城市規模小，交通通訊緩慢 | 特大城市，全球即時通訊與航空旅行 |
差距的關鍵不在生物腦力突變，而在知識體系的轉型。現代科學區別於前現代知識體系的三個特徵是：承認無知、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、追求新能力。以牛顿为例，他展示了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语言是数学；后来的学者试图把生物学、经济学和心理学也写成简单公式，却发现这些领域太复杂。于是数学发展出统计学这一新分支。
1744年，苏格兰长老会牧师亚历山大·韦伯斯特和罗伯特·华莱士打算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设立寿险基金。他们没有向上帝祈祷，也没有在《圣经》里找答案，而是联络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科林·麦克劳林，收集民众过世年龄的资料，运用雅各布·伯努利提出的大数法则，以及爱德蒙·哈雷此前发表的统计表，来估算每年约有多少牧师过世、留下多少遗孀和孤儿，以及遗孀在丈夫过世后还会活多久。根据这些计算，他们预估到1765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8英镑；事后证明，实际为58347英镑，只比预测少了1英镑。这个案例说明，概率计算如何成为精算学、保险和人口统计学的基础，也体现了数学化与概率思维对知识生产的改变。
科学、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回馈循环：科学研究依赖外部资助，又反过来增强国家的军事、经济与组织能力；资本主义与帝国扩张为科学提供资金与需求，科学则为它们提供新工具和力量。这个循环不是单向的，而是相互强化。
首先，比较是宏观尺度上的。1500年并非全球同质，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；今日的差距在各社会内部也极不均衡——同一座城市里，不同人群可调动的能量、信息与组织网络可能天差地别。
其次，智人脑约占体重2%—3%，休息时耗能约25%，其他猿类约8%；大脑袋曾增加觅食负担并伴随肌肉退化。但1500年至今的差距并非脑容量突变，而是外部知识、制度与能量系统的重组。
最后，科学革命带来力量跃迁，但不自动等于幸福、正义或生态可持续。力量增强与价值判断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有学者将这一跃迁归因于科学革命及回馈循环，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框架，需要结合更多证据进行讨论。
用时间轴对比1500年与今日的人口、能量使用、交通速度和城市规模观察图中的用时间轴对比1500年与今日的人口、能量使用、交通速度和城市规模，想一想它和「1500年城市规模小、交通通信缓慢」有什么关系。
